自佛教传入中国。中国始有佛典，除王价、阮孝绪之外.中国目录学家，多持卫道的偏见。尊濡而排佛。即使是目录学水平极高的郑樵、章学诚，也没有吸取佛家经录在目录学上的优点，来丰富、提高中国目录学的成就。直到20世纪，近代名流、学者、在目录学上大有影响的梁启超。1925年提出《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在中国目录学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

他说:经录所用方法，有优胜于普通目录之书者数事:一曰历史观念甚发达.凡一书之传译渊源，译人小传，译时、译地、靡不详叙。二日辨别真伪极严.凡可疑之书，皆详审考证，别存其目。三曰比较甚审.凡一书而同时或先后异译者，辄详为序列，勘其异同得失.在一丛书中抽译一二种，或在一书中抽译一二篇，而别题书名者，皆一一求其出处，分别注明，使学者毋惑.四日搜采遗逸甚勤.虽已佚之书，亦必存其目以侯采访，令学者得按照某时代之录，而知其书佚于何时.五曰分类极复杂而周备.或以著译时代分，或以书之性质分.性质之中，或以书之函义内容分，如:既分经、律、论，又分大、小乘.或以书之形式分，如:一译、多译;一卷、多卷等等.同一录中，各种分类并用，一书而依其类别之不同，交错互见，动至十数，予学者以种种检查之便.吾济试一读僧佑、法经、长房、道宣诸作，不能不叹刘《略》、班《志》、荀《薄》、阮《录》之大简单，太素朴，且痛惜于后世踵作者之无进步也.郑渔伸、章实斋治校摊之学，精思独辟，恨其于佛录未一涉览焉，否则其所发挥，必更有进，可断言也《饮冰室专集，六十七》！

1942年，陈垣继梁氏之后，作《中囚佛教史籍概论》.为研究史学开辟了一个新园地，也为读佛朽者指示了门径。陈垣认为清代所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学术上虽有高名，但是，它在撰“释家”类《提要》时，并没有按照书目去求书，而只是就所知见的书著录其目，以致漏略很多。“如著录《宋高僧传》.而不著录《梁高僧传》、《续高僧传》，犹之载《后汉书》而不载《史记》、《汉书》也。又著录《开元释教录》，而不著录《出三藏记集》及《历代三宝记》，犹之载《唐书·经籍志》而不载《汉志》及《隋志》也。”

《中国佛教史籍》大休上依照明代佛典目录《阅藏知津》的范围，将中国人撰述的目录、传记、护教、纂集、音义等各类，按著作时代顺序.每书部分条举其名目、略名、异名、卷数异同、板本源流、撰人略历及本书内容体制，及其史料价值。初学读佛教书者，可以由此略得门径。

六朝以来，佛教盛行，封建统治者若千政治措施，多与佛教有关。有的史事，如果不考查佛教史籍，往往不易弄清楚。陈氏此书，将六朝以来研究历史必需参考的佛教史籍.分类述其大意，以供研究六朝以来史学的参考。这些佛教史籍，大半都是史学上常见、常用的佛书。它既论述了有关佛教的重要史籍，也论述了这些史籍对一般历史研究的史料价值，是中国目录学方面有创造性的一部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