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思想对郑板桥有重要影响。佛教自传入中国后发展迅速，在隋唐时，一度成为显学，产生了华严、天台、禅宗等重要宗派。然而，经公元 845 年“唐武宗灭佛”和公元 955 年“后周世宗灭佛”两次反佛教运动后，佛教大小各宗皆衰落，唯独“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禅宗长盛不衰。佛教，尤其是佛教禅宗，对中国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代儒学的复兴也与其有紧要关联。韦政通曾说：“佛教在中国的两千年中，事实上已获得很大的胜利，因果、轮回、地狱等已成为中国人极为普遍的信仰。”

就郑板桥而言，除“因果、轮回、地狱”等中国人极为普遍的信仰外，佛教对他有更为深刻的影响。“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荀子·劝学》），交游对一个人思想的影响非常重要。郑板桥有很多佛门中朋友，《清史列传》说他：“性格落拓不羁，喜与禅宗尊宿及期门子弟游。”金实秋曾对郑板桥的方外友做过考证，指出：“板桥之方外友竟达三十余位之多，其诗章唱和、信函往来、书画酬赠，满载着他们之间交游的深笃情谊，记录着他们之间心灵的相知相契。”

郑板桥与佛门中人志同道合，在思想上对佛教也有所偏好。他在《焦山读书寄四弟墨》这封家书中对佛教有所回护，反击了社会上的辟佛现象。他指出：佛自周昭王时下生，迄于灭度，足迹未尝履中国土。后八百年而有汉明帝，说谎说梦，惹出这场事来，佛实不闻不晓。今不责明帝，而齐声骂佛，佛何辜乎？况自昌黎辟佛以来，孔道大明，佛焰渐息，帝王卿相，一遵“六经”“四子”之书，以为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此时而犹言辟佛，亦如同嚼蜡而已。和尚是佛之罪人，杀盗淫妄，贪婪势利，无复明心见性之规。

秀才亦是孔子罪人，不仁不智，无礼无义，无复守先待后之意。秀才骂和尚，和尚骂秀才。语云：“各人自扫阶前雪，莫管他家屋瓦霜。”老弟以为然否？偶有所触，书以寄汝，并示无方师一笑也。佛教与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要分歧在于因果报应论，南北朝时期的中国士大夫曾就此问题与佛教信徒展开过激烈论争，如何承天《报应问》、范缜《神灭论》等都对佛教的因果报应说做过批判。然而，批判佛教因果报应者，多陷入了天命论。从范缜与萧子良的辩论中就可看出这种倾向。

子良问曰：“君不信因果，世间何得有富贵，何得有贱贫？”缜答曰：“人之生譬如一树花，同发一枝，俱开一蒂，随风而堕，自有拂帘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溷粪之侧。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子良不能屈，深怪之。范缜认为人生贵贱如同一树花随风而堕，富贵者坠于茵席之上，贫贱者落于溷粪之侧。富贵贫贱皆由命定，这是天命论思想。

天命论，是中国的传统思想，在孔子、孟子处已有所体现，如孔子在匡地被拘禁，曰：“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鲁平公欲见孟子，因宠臣臧仓阻止而不往，孟子听说后，曰：“吾之不遇鲁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孟子·梁惠王下》）郑板桥既受佛教影响，有因果报应的思想，又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有天命论的思想。这两者在郑板桥的头脑中纠缠在一起，他时而信此，时而信彼。如他曾买打算买一块墓田，但墓田中有无主孤坟一座，按常理当刨去，但他却说：“留此孤坟，以为牛眠一伴……吾辈存心，须刻刻去浇存厚，虽有恶风水，必变为善地，此理断可信也。”

此处，可见板桥的因果报应思想，认为多行善事，但在另一篇家书中，又可见板桥的天命思想，如下：一到杭州即访杨四衙，其子一贫彻骨。嗟乎！兴化人笑我不会寻钱，岂知我之所以养身养财者，固自有道乎？杨四衙儿子命理甚精，比俗流欲高数等，谓我这五年是晦气，乃知孟周之言亦不灵也。我六十五岁方大行运，与前不同，当为内京官，掌生杀。湖州太守命学尤精，谓我六十五后生子，扬名发财。其命章带与你看。

若果如此，吾弟可无忧窘隘矣。个个算命人皆如此说，而杨李二公谈得最为亲切有理，咬牙顿口不差。可与太太、两嫂子并大女、二女说也。兄燮又与墨弟。这篇家书作于板桥罢官后，在那几年里，板桥正处于人生低谷，仕途不顺，儿子夭折，因此到处找人算命，以期望能有一个好命理。郑板桥徘徊在因果报应思想和天命论思想之间，一直没有走出这种混沌状态。虽然他才气高，但因理性思维不够发达，终究没有成为历史上第一流的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