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论佛教革新运动中的困难问题

　　关于佛教的整理或改革,一般人都认为是一桩艰巨的工作,有人并且说足一切改革工作中最困难的一环,我近来也深深觉得。但所谓艰巨或困难,一般人大都指形式或制度而言,我所觉得的艰巨与困难,则不单足形式或制度而已;并且以为形式或制度的整理,并不足一桩很难的事情。因为某些佛教问题,其实不是佛教本身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譬如寺庙的零乱,僧尼的庞杂,以及戒律与清规的废弛等等,我认为都足社会问题而不足佛教本身的问题。社会问题将随社会的进展而逐渐得到合理的解决,就是许多不合理的现象和封建顽固的堡垒,就我看来,决不可能存在很久。所以我始终对于佛教形式或制度的改革,抱定乐观的态度,如要解说,也很简单。

　　我们知道寺庙之所以零乱,僧尼之所以庞杂,完全由于过去寺庙经济宽裕的关系,或者说足吃饭太容易的关系。佛教界内不足流行着“天下丛林饭似山,钵盂到处任君餐”两句诗吗?“饭似山”,“任君餐”,何等阔绰,何等自由,欲求不零乱庞杂而不可得,自然谈不上戒律与清规了。现在大家知道得很清楚,“天下丛林吃饭难,钵盂到处不成餐”,把佛寺当作救济院的情形以后不会再有的了,僧尼分子也就庞杂不起来;僧尼分子不庞杂,寺庙也就不会零乱,就有戒律与清规可讲了。这不足很简单很明白的事吗?就这一点说,我们的拥护《共同纲领》和《上地改革法》,也是为了佛教的整理或改革。而《共同纲领》和《土地改革法》足中国人民革命的大宪章或基本政策,决不因为我们佛教徒的拥护与否而有所改变。也就是说,不管中国佛教徒对于《共同纲领》及《土地改革法》的态度如何,这个大宪章或基本政策必定全部付之实施的。那也就是告诉我们,不管全国寺庙僧尼以及所有佛教徒对于佛教整理或改革的态度如何,佛教的形式或制度总是要整理或改革的。我的所以乐观,其原因在此。当然,提到整理或改革,无论在那一个过程,那一个阶层中部有曲折,都有困难的,所谓乐观,乃是就总的趋势而说。

　　那末所谓困难是什么呢?我深深的感觉到,佛教徒(包括出家僧尼,在家男女居士在内)的思想与行动大都(不足完全)暮气沉沉,缺乏朝气。好像一学佛,就把人类一点精光灿烂的势力埋葬起来似的。用佛教的用语来讲,或者可以说是放得下、提不起。然而照禅宗祖师们的说法,放得下的一定提得起,提不起由于未曾放下。这个放而未下、提而不起的状态,最足尴尬,沉沉的暮气,足从这里放散出来的。那末佛教同人们平常说“四大皆空”、“如梦如幻”,还有什么放不下呢?

　　要解释这个问题,说来话长,我想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说起。

　　个人主义(Inpidualism)是一个常用而极为流行的名辞,他的含义很多,大概为:相信个人是真实的,相信一切社会组织是由个人构成,以个人为其终极或最后的单位;相信一切社会组织是为个人而存在,及以个人为目的。总之,以个人为主体,而团体组织次之。这个思想的起源很早,应该追溯到两千五六百年以前。

　　梯利(Frank Thilly)说:“西洋古代的民族中,其思想很少有超出神话的阶级以上”。(陈正谟译《西洋哲学史》第一页)其实何止西洋古代的民族如此,东方古代的民族也是一样。这说明人类最初被神话迷信统治着的。被神话迷信所统治,就不能不服役于鬼神。如《国语》卷二云:“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规方千里,以为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这已经是很文明的记载了,此外许多野蛮的非人道的举动,大家也都知道,不必详举。嗣后人类的文化进步了,就有人向神权提出抗议,如《左传》卷三云:“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一者也,依人而行。”希腊的勃洛塔戈拉斯(Protagoras)说:“人足万事万物的尺度。”印度的释迦牟尼也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这许多代表人类智慧的至理名言,都发生在二千五六百年前左右,一般哲学史上,通常称之为“人的发现”。也就是说在二千五六百年前,人类才开始确立人的尊严,以反抗或解放神权迷信加于人类的压迫。“人本主义”(Humanism)的思想,从此萌芽。

　　人类的历史上,自从发现了人,产生了人本主义,文化才有正常的进展。可是进展的方向,也有两面:一面足向个人主义走,一面是向集体主义(Collectivism)走。先说向个人主义走的一面,以西洋文化为代表。西洋文化的开创,自然要上溯到古代的希腊。希腊人个性特别发达,爱形式的美,重视体格的健康,有独立自由的精神,而结果形成一种个人主义。又希腊哲学家大都认为灵魂是一种心理的个体,是一种有实质而永恒的实有物。他是我们的“自我”,表明了此一人和彼一人的区别,表明了心理自我和肉体自我的区别,也表明了个体人格足可和他的团体、他的家庭分离的。柏拉图(Plato)主张灵魂不朽,主张灵魂迁移,及以灵魂之离开身体为可喜,也就是把灵魂看作一种独立自存的事物。在柏拉图眼中,灵魂是一种纯粹心理的原子,是私有的、孤独的、无所联系的,这也助长了个人主义的发展。其后基督教的灵魂观,也受了柏拉图的影响,所以基督教的建立者仍着重灵魂的原子状态,仍着重个人自身的责任,而家庭的联系为次要。如《马太福音》第十章说:“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这是绝好的证明,所以基督教是偏重个人主义的,西洋社会也就很自然的偏重于个人主义,因为基督教足西洋文化的主流。不幸基督教成为西洋文化的主流之后,教会的神权封建统治,把新鲜活泼的人本主义,活生生地扼杀了,因此造成西洋中古史上的黑暗时期。

　　文艺复兴举起了反抗神权封建统治的大旗,马丁路德的宗教革命,更是从宗教本身解放教徒,打破教会包办制度的急先锋。这也就是重行恢复人本主义,走回个人主义的路子,这时候资本主义已渐萌芽,加上工业革命的成功,奠定了资本主义的基础,经济上层开了自由竞争,使个人主义格外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西洋文化能有今日的伟大成就,也未始不是肇端于此。但是个人主义发展到最高峰,造成了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两条断送个人主义的死路,此路不通,个人主义实有修改的必要。过去资产阶级的哲学家或社会科学家,通常把法西斯主义归入“集体主义”里面,这是非常错误的。我们看,希特勒提倡优秀民族论,实施吓诈政策,那一样不是个人主义极度发展的表现。所以法西斯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都是个人主义发展到无可发展,“图穷匕首见”的狰狞面貌。美帝国主义者目前疯狂的侵略行动,不就是很好的说明吗?

　　帝国主义必然死亡,而且为期不远。但是人类要活下去,活下去必得走活路。个人主义的死路不能再走的了,就只有向“集体主义”走。共产主义的基本精神是集体主义。一般人提到“集体”就头痛,认为“集体”以后,就失掉个人的自由,宣告了个人的死刑。去年二月我在广州中山大学和几位镀过金的教授谈起解放的一切,他们都非常骇怕,认为解放之后,决不会要他们教书的了,学术研究也一定没有自由,所以他们都苦闷得要死。现在事实证明不是那么一会事,为什么?因为共产党是应用唯物辩证法解决一切问题的,从每一个问题的发展过程,内在矛盾和对立的统一等方面去解决问题的。因此共产党所采取的集体主义,决不是片面的集体,抹煞个性或个人的集体,而是吸收了个人主义的长处的矛盾统一的集体主义,我创造一个名词,称之为“人本的集体主义(Humanigtic Collectivism)。法捷耶夫说:“苏联文学重复证实了那伟大作家高尔基所说的话:“人,这是多么骄傲的名字啊!”苏维埃文学努力着使人类价值恢复其真正的意义。”(袁水拍译《我们的现实主义的道路》)李立三也说:“旧社会整个生产制度,整个生产组织,都建筑在机器值钱,人不值钱这样一个基础上的。现在首先要大家改变重视机器,轻视人的观点。要学会重视人,要懂得人是最可宝贵的资本,足人造机器,而不是机器造人。”(《劳动政策与劳动部的任务》)这都可以证明我所创造的那个名词足有道理的。又“人本的集体主义”之具体表现为民主集中制,从这制度所产生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也可以见到“人本的集体主义”的确吸收了个人主义的长处。他给个人以充分的自由与合理的尊重,而又不足漫无边际。新中国的成功在此,人类之有光明的前途也在此。

　　西洋社会是个人主义的社会,西洋文化是个人主义的文化,铁案如山,谁也不能否认,那末我们中国呢?中国文化正式的开展是周朝,通常以周公、孔子为代表人物。周公制礼乐,建立了宗法社会的基础;孔子注重实践,思想也比较开明,但对于宗法制度极力加以维护,所以我国文化的面貌,始终带着浓厚的封建色彩。后来道家思想出现在战国时代,以老庄为代表人物,则是典型的个人主义。这两派学说在秦汉之际合流而形成像董仲舒那样杂牌的儒家,终两汉之世,纠结一团,历时愈久而愈不能分,造成表面是儒家而内容是道家的意识形态。这个阳儒阴道的意识形态,我也创造一个名词,称之为“封建的个人主义”(Feudal Inpidualism)。封建的个人主义与单纯的个人主义不尽相同,单纯的个人主义以个人为本位,封建的个人主义则夹杂着以宗法或家族为本位的成分在内。这是中国社会和西洋社会不同的地方,也就是二千多年来中国社会停滞不进的原因之一。

　　两汉以后,阳儒阴道的意识形态一直在发展,魏晋清谈,六朝玄学,大家晓得道家的气息很重,宋明理学有人讲过程朱受道家的影响甚大,而不知除陆王稍受佛家影响外,其余十之八九皆道家的余裔。就是解放以前许多正式讲理学的学者及其着作,我也认为骨子里面还是道家的思想。所以我觉得中国传统的思想,表面是儒家,实际是道家。道家思想支配了两千多年来的中国,而学术界无人注意,岂非咄咄怪事。凡此种种,我将于《中国哲学研究》,《佛教与中国思想》及《论乡愿文化》三书中详论之,兹不具述。

　　“封建的个人主义”的物质基础是封建的农业经济,至鸦片战争之后而发生动摇,辛亥革命之后而摇摇欲坠,加以帝国主义势力的不断深入,在三四十年之内造成了次殖民地的经济,被“五四”运动所揭开的封建黑幕、自始就未能抛弃;同时更搀进了帝国主义带来的变了色的个人主义,使我国人民在思想方面加重了苦难、这就是蒋介石反动政府统治之下,为什么那样贪污腐化、荒淫无耻的主要原因。最近梁漱溟先生说:

　　过去我满眼看见的都是些死人,所谓行尸走肉,其身未死,其心已死。大多数是混饭吃,混一天算一天,其他好歹不管。本来要管亦管不了,他们原是被人管的。而那些管人的呢?把持国事,油腔滑调,言不由衷,好话说尽,坏事做尽。——其坏事作尽,正为其好话说尽。可怕的莫过言不由衷,恬不知耻;其心死绝就在这里。全国在他们领导下,怎不被拖向死途!(《国庆日的一篇老实话》)

　　过去情形确实如此,据我看来,乃是在次殖民地的经济基础上,“封建的个人主义”和变了色的个人主义混合起来所表现的结果。而现在呢?梁先生又说:

　　今天不然了。我走到各处,都可以看见不少人站在各自岗位上正经干,很起劲的干,乃至彼此互相鼓励着干,有组织配合地干。大家心思聪明都用在正经地方。在工人就技艺日进,创造发明层出不穷。在农民则散漫了数千年,居然亦能组织得很好。这不是活起来是什么?由死到活,起死回生,不能不归功于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大心大愿,会组织,有办法,这是人都晓得的。但我发现他们的大同处,是话不一定拣好的说,事情却能拣好的作。言不由衷的那种死症,在他们比较少。他们不要假面予,而想千真事儿。所以不护短,不掩饰,错了就改。有痛有痒,好恶真切,这便是唯一生机所在。从这一点生机扩大起来,就有今天广大局面中的新鲜活气,并将以开出今后无尽的前途。(同上)

　　这的确也是老实话,据我看来,乃是彻底抛弃了封建的个人主义,实践了“人本的集体主义”之结果。我欢迎这个人本的集体主义,称扬这个人本的集体主义,讴歌这个人本的集体主义,并将追随这个人本的集体主义。

　　回头来谈谈佛教。据我看,释迦牟尼从婆罗门教神权封建统治里面发掘出了“人”,建立了人本主义而不是向个人主义的一面走,乃是向集体主义一面走的。譬如“僧”的全译为“僧伽”(Samgha),其意义如《大智度论》卷三云:“僧伽秦言众,多比丘一处和合是名僧伽。譬如大树丛聚是名为林,一一树不名为林,除一一树亦无林。如是一一比丘不名为僧,除一一比丘亦无僧。诸比丘和合故名僧一。又《四分律行事钞》卷上一云:“僧者以和为义。”所谓“和合”或“和”,正确的说法为“六和敬”,又名六慰劳法,六可法,简称六和。《大乘义章》卷十二云:

　　六和敬者,同止安乐不恼行也。起行不乖名之为和,以行和故情相亲重,目之为敬。和敬不同,一门说六:一身业同,二口业同,三意业同,四同戒,五同施,六同见。身业同者,略有二种:一离过同,同离杀盗邪淫等事;二作善同,同为一切礼拜等善。口业同者,亦有二种:一离过同,同皆远离妄语两舌恶口绮语;二作善同,同为赞诵赞咏等善。意业同者,亦有二种:一离过同,同离一切烦恼业思;二作善同,同修信进念定慧等一切善法。言同戒者,略有二种:一受戒同;二持戒同。言同施者,略有二种:一内施同,自舍己身奉献给尊事;二外施同,舍余资生。言见同者,见谓见解,略有二种:一世谛中见解无别;二真谛中见解无别。

　　六和敬的解说,又有约为:“身和同住,口和无争,意和同悦,见和同解,戒和同修,利和同均。”也足以充分表现集体主义的精神。经律论三藏中的律藏,完全为维护这六和敬、完成这六和敬而设。六和敬完成,僧伽团体成为人类社会上理想的乐园,这在神权封建统治压迫下的古代印度人看起来,一定觉得非常新鲜,非常温暖,好像一个人从冰天雪地或孤零零的荒郊,骤然走进了装有暖气的家园。所以释迦牟尼佛在当时能够摄化那么许多信徒,战胜一切外道邪魔,而不必像其他教主借助于计谋或武力。关于这许多,我拟写《革命的佛教》,《释尊及其弟子》两书详论之,这里不多说。

　　又《瑜伽师地论真实义品》云:

　　菩萨行胜义故,于一切法平等平等,以真如慧如实观察,于一切处具平等见,具平等心,得最胜舍。依止此舍,于诸明处(五明:内明为佛学,声明指文字学文学等而言,因明相当于论理学,工巧明包括自然科学应用科学等,医方明可知)一切善巧勤修习时,为断众生一切疑难,为惠众生诸饶益事,为自摄受一切智因,虽复遭遇一切劬劳、一切苦难而不退转,速疾能令身心无劳倦,于诸善巧速能成熟。得大念力,不因善巧而自贡高,亦于他所无有秘吝。是诸菩萨于生死中如如流转,遭大苦难,如是如是于其无上正等菩提,堪能增长。

　　这里面我们要注意所谓大乘菩萨行,是在生死苦难中,烦恼纷扰中开展出来的。也就是把人家当作自己,从为人的工作中充实自己。所以大乘菩萨深入群众,随众生投入驴胎马腹都可以,这更鲜明的揭示了集体主义的精神。至于为什么要这样“行”的理论根据,当然很多,现在也不谈。

　　我们如果学梁漱溟先生的话来讲,释迦牟尼佛从人本主义走向集体主义,可以说是人类思想上的“早熟”。恩格斯云:“辩证的思想却为人类所独有,但是要有辩证的思想,也必待发展到较高程度的时候。(如佛教徒与希腊人)其完满的发展更足迟了,直到现代哲学才算达到。”(杜畏之译《自然辩证法》第241页)这里面所谓“发展到较高程度”,或者含有“早熟”的意思,所以佛教在印度流传了一千多年,经过几次巨大的变迁,而仍不能为印度社会所全部接受,终至衰亡。其来我国,又正在“封建的个人主义”成熟之后,西来僧侣自始就和方士混在一起,不能不用神异天堂地狱、祸福休咎等一类宗教的情调吸引信徒,于是和“封建的个人主义”刚好合拍。佛教本有的精神以及大乘菩萨行,据我看来,在中国佛教史上除了个别的大德、少数的宗派偶有所表见外,很少发生作用。写到这里我想谈一谈禅宗史上的马祖建丛林、百丈立清规。

　　《景德传灯录》卷六附《禅门规式》云:

　　百丈大智禅师以禅宗肇自少室,至曹溪以来多居律寺;虽别院,然于说法住持未合规度,故常尔介怀。乃曰:祖之道欲诞布化元,冀来际不泯者,岂当与诸部阿笈摩教为随行耶?(原注:旧梵语阿含,新云阿笈摩,即小乘教也。)或曰,瑜伽论璎珞经是大乘戒律,胡不依随哉?师曰,吾所宗非局大小乘,非异大小乘,当博约折中设于制范务其宜也。于是创意别立禅居。凡具道眼有可尊之德者,号曰长老,如西域道高腊长呼须菩等之谓也。既为化主即处于方丈,同净名之室,非私寝之室也。不立佛殿唯树法堂者,表佛祖亲嘱授当代为尊也。所褒学众无多少无高下,尽入僧堂中依夏次安排,设长连床施椀架,挂搭道具。除入室请益,任学者勤怠,或上或下不拘常准。其闽院大众朝参夕聚,长老上堂升坐,主事徒众雁立侧聆、实主问酬、激扬宗要者,示依法而住也。斋粥随宜,二时均遍者,务于节俭,表法食双运也。行普请法,上下均力也。置十务谓之寮舍,(原注:主饭者目为饭头,主菜者目为菜头,他皆仿此。)每用首领一人管多人营事,令各司其局也。或有假号窃形混于清众,并别致喧扰之事,即堂维那检举抽下本位挂搭,摈令出院,贵安清众也。或彼有所犯,即以拄杖杖之,集众烧衣钵道具遣逐,从偏门而出者,示耻辱也。

　　禅宗通常称为教外别传,其实足教内精髓,百丈清规也颇得集体主义之意。兹再举公案一则如下,藉以考见禅宗丛林开始时“和合”的情形:

　　因普请锄地次,忽有一僧闻饭鼓鸣,举起锄头大笑便归。师(即百丈)云:俊哉,此是观音入理之门。师归院乃唤其僧问,适来见什么道理便恁么?对云:适来只闻鼓声动,归吃饭去来。师乃笑。(《景德传灯录》卷六)

　　自从禅宗盛行,其他宗派都被压倒,一千年来的中国佛教史,简直就是禅宗史。百丈清规,也就成为全国寺院的清规。就是到现在,寺院里面职事的名目依然承袭未改。所可惜的足一般寺院只抄袭了百丈韵皮毛,而没有师法其精神。加以历代朝野的信奉施舍,全国寺院大都拥有相当多的土地和房产,学佛的六和僧团,一变而为赖佛逃生者的寄生之所,百丈清规一再修改,居然与“封建的个人主义”沆瀣一气,禅宗祖师们所提携的“了生脱死”,以及净土宗的“往生西方”,密宗的“即身成佛”,也带着道家羽化登仙的浓厚的臭味。老实说,中国佛教自赵宋以后,简直足“三教同源”,一塌胡涂。如果稍加分析,则形式搀杂了儒家的宗法制度,内容则是道家的个人主义。住持佛法的“僧宝”如此,皈依三宝的男女居士当然也未必能见过于师。盲盲相导,天下同风,造成佛教界的“死水一潭”。

　　这一潭死水,在解放之后,稍稍起了一点波澜,乃是因为经济基础发生了动摇的关系。可是据我看来,到目前为止,佛教界还未十分警觉,若干寺院及其负责人还在那里散布死气;至使大部分佛教徒对于世出世间的是非邪正,还分别得不大清楚,这就严重的影响到整理或改革了。我的所谓困难,乃在于此。换一句话说,佛教徒(包括大部分出家僧尼在家男女居士在内)放不下“封建的个人主义”的包袱,提不起走向“人本的集体主义”的任务,徘徊歧路,趑趄不前,一切就不免落后,暮气沉沉了。

　　但是佛教徒能常此终古吗?我们不妨学陈铭枢先生的笔调答曰:不能,不能。上宋我已从个人主义的起源,说到今后人类社会非走“人本的集体主义”的道路不可,而且苏联和我国已经走上了这个道路,一切开展得很好,以后必能充分达到集体主义的最高目标。则佛教徒背上的那个沉重的个人主义的包袱,亦必有放下之一日;佛教早熟的集体主义的精神,终会被采取应用。因此我对于佛教的前途,始终是乐观的;同时认为整理或改革佛教,不单单是为了佛教,而是为了人类的前途,为了完成自己做人的任务。同志们!我爱这个时代,我尤爱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

　　(原载《现代佛学》1950年第1卷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