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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产兴学中的吴越佛教

发布时间：2023-01-30 17:08:16作者：普贤行愿品结缘网

　　庙产兴学中的吴越佛教

　　麻天祥(武汉大学)

　　如果说“庙产兴学”于原本衰颓的佛教是雪上加霜之患,而使僧界生季孙之忧及自觉自救的意识,章太炎告白衣、告佛子二文以及清末僧学建设的尝试为佛门雪中送炭,让他们看到了自新自强的发展方向的话,那么,太虚、仁山于金山寺发起的佛教革新运动,则是中国近世僧团革故鼎新的初试锋芒。吴越佛教在中国近代佛教史上显然占有先声夺人的历史地位。[1]

　　“水漫金山 ”

　　清末民初,新旧交替,社会剧变,各种社团林立其间,既谋自存,亦求推动社会进步。中国佛教在近世的重大变化不仅是思想上的一系列变革,在组织上也由宗系逐步过渡或者重组新的团体,以适应社会需要和自身的发展。最早的组织形式也是由居士开创的学术团体,即于1910年,由欧阳竟无协助杨文会所建立的佛学研究会,杨氏任会长。1912年春初,民国肇建之后,欧阳便与李政纲、桂伯华、黎端甫、张尔田等七人发起组织“中国佛教会”,公开倡导政教分离,全面改革僧制,并呈请民国政府大总统孙中山先生,而获支持。同时,欧阳撰缘起及说明书,并有《警告佛子文》一篇,意欲复兴佛教于当世。其中对沙门违戒、利养垢染,多有批评之辞。此文一出,如石击水,丛林大哗,遂群起而攻之,而使筹建中的佛教会半途而废,出家在家(包括身份和弘法方式)之争由使而起,也是近世佛教的一段公案。其实,他们之间虽然存在认识上的分歧,但在佛教是否需要革新的问题上均持肯定的态度。于是,以太虚、仁山为首,效法祗洹,集结丛林佛子,筹建中国佛教协进会于南京毗庐寺,并以金山寺为基地,召开成立大会,以求佛教的自我革新。据太虚回忆:辛亥革命,蔓延上海,各地相继光复,太虚则漫游沪、杭,并因“思想言论的相近”,与中国社会党人声气相求,“那时,各地僧众亦有组织僧军参加革命军的”,“而我则从佛教本身改革以建立新佛教为事”。于是,“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即赴南京发起佛教协进会,就毗庐寺设筹备处”,而且颇受临时政府的赞许。他说:

　　(事情正进行期间)遇仁山亦到京。仁山出祗洹精舍后,值江苏僧教育会就南京三藏殿开办江苏僧师范学堂,由月霞、谛贤先后充监督,学僧戒定慧三班约百人,以仁山为翘楚。但仁山剃度于金山寺房头观音阁,房头僧时受寺僧凌压,仁山在学堂时亦因以受其排挤(此句文法不妥,太虚文常有类似处)。革命军攻南京,僧师范停办,至是仁山因拟上书教育部以金山寺改办僧学堂。我因告以佛教协会的方针及此时非办以学堂的事,须谋新中国的新佛教建设,若能照协进会的会章进行,则办僧学亦自为其中的一事。仁山大喜,谓有同学数十人在镇江,亟邀我同往就金山寺开成立会。我以会址在南京为宜,但成立会可就金山寺召开,遂同到镇江住观音阁,与寺中方丈青权、监院荫屏、知客霜亭等,筹设开会会场,印发会章宣言,通告镇江、扬州、南京、上海的各处僧众,及镇江军、政、商、学各界。青权等对仁山深抱疑忌,约扬州僧寂山等来寺阴为戒备。我的会章虽含有以佛教财产办佛教公共事业的社会革命意味,但系取和平步骤,故坦然未以为虑。[2]

　　文中提到的仁山就是为佛教革新而大闹金山寺的主角。仁山(1887—1951),别号天晴,江苏金坛籍。俗姓顾。与敬安、太虚等近代名僧不同,其出身显然非贫困之家。幼读诗书,年14应县试,而拔置榜首。因得同乡,安徽布政使,而后擢升安徽巡抚(1907—1908)的冯梦华(煦)之赏识,召其于安庆藩署,并留署中科读。聪慧的仁山既精儒学,旁涉庄老,文宗韩柳,诗近元白,每下笔千言,倚马可待。14岁,赴江南秣陵乡试,行前,冯煦尝断言:“观子之貌,清逸绝俗,此行果售,固廊庙之公侯,不中,,异日亦必为佛门之法栋也。”当时,废八股而试策论,及入场,因论涉外学,而名落孙山。仁山幡然醒悟,喟然长叹:“董生尊儒,箝天下士,二千年来,科举实不啻帝王之权术耳……余何滞惑本真,缠结自性,以博利禄耶?”于是,推田赠兄,投籍于江,慨然赴镇江金山观音阁,依西来老和尚出家为僧。1905年,受具足戒于南京宝华山,复归金山穷究佛典[3]六年。而后相继在扬州普通僧学堂、祗洹精舍、南京僧师范学堂接受现代佛学教育,观念、志向决非一般僧徒所能企及。应当说,他既是一个封建末世的文人,又是一个有政治背景,且受过新文化熏陶的僧人。正因为如此,他对近世佛教窳败之内幕洞若观火,而且作为金山寺房头子孙,日常又多受金山寺僧欺凌,于情,于理,于公,于私,仁山早已萌生改革佛教之想,虽然其政治背景随着清王朝的覆灭而烟消云散,但其改革佛教的愿望却不致作广陵散绝,反而在时代的巨变中,尤其以“为往圣继绝学”为不二法门。所以他上书教育部,首先要求改革金山寺,以山寺自办僧学。其时,太虚正组建佛教协进会于南京,二人声应气求,抵掌而谈,于改革佛制一拍即合,于是联手假金山寺召开成立大会,以期联合全国僧尼推进佛教革新运动。

　　辛亥年12月中旬(1912年2月),金山寺沸沸扬扬,与会僧人二、三百,社会党人及其它来宾三、四百,由太虚任主席,首先致辞,并讲明宗旨,宣读会章。然后仁山登台演讲,着重指明寺僧把持寺产,不以教育僧材为重。寂山随之亦在台上以一老僧训诫小和尚的口吻,对仁山演讲一一批驳。被激怒的仁山再度登台,历数青权、寂山霸占寺产及专制的事实,并当众赌誓:“金山寺内僧众(常住僧人三、四百)倘能写三百个字通达的书信的话,我仁山愿把头剁掉!”同时提议,立即改金山寺为佛教大学,全部寺产充学堂经费。如此激烈的言辞,不啻给无意改革且心存疑忌的保守派僧人火上浇油;提拨寺产,对于庙产兴学冲击过的金山寺僧,犹如夺命,原本出于戒备而参加会议的寂山便高声喊打,群僧骚动,围攻仁山;支持改革的来宾因见寂山等蛮横,便以杖击寂山,其余也鼓噪响应。寂山等不得已而慑服。结果,会议虽通过仁山的提议,并推太虚、仁山负责接收金山寺为佛教协进会会所,筹备开办学堂,但却因双方大打出手,不欢而散。青权、寂山等则周旋于社会各界,以谋推翻会议之决定。然而,腊月20日晚,霜亭率工役十余人,明火执仗,闯入会所,拳棍交加,致仁山等数人重伤,遂诉诸法庭,判处青权、霜亭等五、六人数年或数月徒刑。金山寺改革及佛教协进会便在佛门净土的哄闹中功败垂成。

　　仁山、太虚于民国建立之初发起的佛教革新运动,以变革佛教现实的愿望和积极进取精神发其端绪,以暴力冲突,律以世法而告终,虽系一场闹剧,却是佛教自身对“庙产兴学”风潮的积极回应,对佛教在新时期的生存与发展以及20世纪人间佛教建设始终持续着它的影响。而后僧人对于佛教改革也不再公开视若仇雠;有志的青年僧人皆以太虚、仁山为新僧之领袖,而趋求知、革新以应世的道路。敬安获悉此事,虽嫌二人卤莽,却召至上海协助其组织成立中国佛教总会,给予他们事实上的肯定。各种佛教学堂于此后则扶摇而起,如雨后春笋,在全国各地纷呈奇葩。

　　天台与华严的佛教学堂

　　民国初年,在僧俗各界的推动下,尤其是佛教界改革的自觉意识和强烈要求,由金山寺而蔓延全国,使佛门弟子进一步觉醒,非兴办佛教育不足以图存自强,于是,不同层次的佛教学堂,便在培育僧材,改革佛教的酝酿中相继而兴。其中影响至大者,当数上海之华严大学、宁波之观宗学社、常熟之法界学院、高邮之天台学院,还有武昌佛学院,以及继祗洹精舍之后,由欧阳竟无创办的支那内学院和法相大学。

　　华严大学虽系英商哈同之夫人罗迦陵创设,但应当说是僧俗名流一致努力的结果。罗氏所居之爱俪园,系原上海英租界内哈同的私人财产,即哈同花园,占地数万亩。罗氏崇仰佛教,于园内设佛堂名“频伽精舍”,延僧讲经,广结善缘,是当时上海唯一的佛教名胜。宣统元年(1909),罗氏慕宗仰之名,特聘讲经于精舍,并接受宗仰之建议,捐资20万元,将自日本购得之小字藏经翻印流通,历四年而成,此即着名的“频加藏”。尽管内多错讹,却也是近世佛教文化事业的一件盛事。辛亥之后,月霞流寓上海,因狄楚卿之荐,于哈同花园讲经说法。其时康有为亦寓居沪上,劝促罗氏以园为址,创设佛教学堂。罗氏即以之托月霞,因月霞主弘华严,故名华严大学,时为民国二年(1913)。学分正科、预科各三年。翌年,正科开办,由月霞主讲,授大小乘经论,而以华严为重。入校学生60人,皆当时优秀之青年僧人,如智光、常惺、慈舟、持松、戒尘、妙阔、霭亭、惠宗、体空、性彻、了尘等。然则开学未及仨月,“因哈同夫人要全体学僧向其顶礼”[4],不得已而迁杭州海潮音,成就诸学僧三年学业。其后诸僧多为各地佛教之翘楚。

　　近世佛教,虽呈融合贯通之趋势,但各宗传统仍不绝如缕,佛教教育也因宗系不同而各立门户。与华严大学比肩而立者,则是谛闲所创的观宗学社。

　　谛闲和月霞,都曾先后任教于祗洹精舍、南京僧师范学堂。1913年,当月霞主持华严大学之前后,谛闲应宁波当局之请出任四明山观宗寺住持。其以三观为宗,说法为用,改寺为观宗讲寺,突出其讲授天台教观的特点。1915与1918年,先后两次应北京居士名流之邀,讲《楞严》、《圆觉》于京中,由是结识时贤,道誉远播。离京时,叶恭绰、蒯若木各赠银圆二千,其他信士亦各有馈赠,谛闲即借此扩充为观宗学社,而使之成正式的僧教育机构。谛闲自任主讲,专攻天台教观。入学就教之僧侣,有倓虚、妙柔、静权、妙真、宝静、可端、常惺、持松等[5]。该校延续甚久,僧才辈出,至1928年复改为弘法研究社,同时发行弘法月刊,进一步推进天台教义在近代社会的传布。

　　1917年创设于常熟兴福寺的法界学院,也是月霞专弘华严的僧教育机构。月霞尝应邀北上讲经,因反对袁氏帝制复辟,几遭横祸,遂悄然南归。是年夏,奉清末宗门四大尊宿之一,号称威仪第一的治开和尚命,分灯常熟兴福寺,因得满月法师之助,再创法界学院,亦专弘华严。是年月霞已届花甲,冬十月圆寂杭州玉泉寺。而后应慈、持松相继主持校务,常惺等亦任教于斯,前后持续二十年之久,所造就之僧材,皆可与后起之武昌佛学院相提并论。

　　与法界学院遥相互应者,则为苏北高邮的天台学院。该院系仁山于1919年创设,以天台教观教习青年僧人,使谛闲三观之教法得以在江北繁衍。两年后,仁山任放生寺住持,遂改名为四弘学院。四弘者,乃佛教之总愿[6],由命意可见,该院大概不再拘守于天台一宗。这也是时代的使然和佛教自身发展的必然趋势。

　　月霞与华严大学、谛闲与观宗学社,及其后相继创立的法界学院和天台学院,以华严、天台二宗分灯大江南北,相互辉映,尤使民国初年之僧教育别开生面。而支那内学院与武昌佛学院,宁汉两系的鼎立对峙,不仅孕育了近现代佛学精英之士,造就了一批学行兼具,有望中兴的佛家弟子,而且使得民国僧人教育向前大大跨进一步,寂寥已久的佛学研究又风靡天下,重现往昔之辉煌,并以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而登上现代高等教育的讲台。

　　支那内学院

　　支那内学院虽筹建于1918年,直到1922年九月才正式成立,但是,它不仅是祗洹精舍的继续,而且早在1914年春夏之交,当欧阳重返江宁时,已经在思想上开始运作了。

　　欧阳竟无因筹建中国佛教会受挫而返宜黄故里,闭门治梵经二年后携爱女兰回南京,重主刻经处勘校职事。1914年十一月,欧阳利用龚家桥程氏空屋,开始教授佛学,门下便聚集了一些专心贞信之氏,如吕秋逸、姚妙明、黄树因、徐克明、苏心田等。而后听讲、从学者日众,先后有刘抱一、黄忏华、王恩洋、陈铭枢、邱曦明、乌爱平、黄健等。而与欧阳在师友之间,相互切磋佛理者,更是当时社会精英,除周少猷、梅光羲、蒯若木、李证刚外,还有沈曾植、陈三立、章太炎、胡汉民、陈独秀等。空屋再也无法满足需要,于是在刻经处附设研究部,支那内学院应当说肇始于此。

　　1918年,欧阳好友符九铭于江苏执掌教育,欧阳便乘此良机,在研究部的基础上设支那内学院筹备处,同时撰《支那内学院简章》,“以阐扬佛法,养成弘法利世之才,非养成出家自利之士为宗旨”,确立规模,设置学科,包括中学部以及法相、法性、真言大学预科、本科的具体修业内容,入学、退学、与研究部的关系、经费来源、纳费等具体事宜,在在皆显示欧阳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现代化的特征。章太炎专为之作文,高度赞扬欧阳对佛学,乃至整个中国教育的贡献。他说:

　　自清之季,佛法不在缁衣,而流入居士长者之间……友人欧阳竟无尝受业石埭杨居士,独精《瑜伽师地》,所学与余同。尝言“唯识法相唐以来并为一宗,其实通局、大小殊焉。”余初惊怪其言,审思释然,谓其识足以独步千祀也。

　　章氏还指出:“道术或时盛衰,而皆转趋翔实” [7],朴学、科学、法相唯识学,皆为经世致用之实学,故可应今之机,济时之变,对于欧阳学术思想的现实意义同样给予充分的肯定。同年,吕秋逸辞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务主任之职,回金陵刻经处,协助欧阳筹备支那内学院。

　　然而,欧阳“非养成出家自利之士”的宗旨一出,又在僧界激起轩然大波。太虚首先着文发难,强调三宝为佛教之要素,出家人自有弘法利世之方便。欧阳虽致函太虚,表明其“不但不简出家人,并不简出家为利他而自利之人”,“乃简出家之唯知自利者”,事实上仍然坚持他对僧界的看法,重新点燃了民国元年挑起的出家与在家之争,进而演为全方位的宁汉两系之对立。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1919年,由于经费无着,内学院举步维艰。当时欧阳有致宗仰上人书云:

　　今既筹得三千,即可见诸实行。校址暂借民房,教员、办事员商请诸友。一切器具尽办最要。正续藏及参考书由渐垫买,姑缴半价。凡事难在开发一举,盖冒险行此,实不得已,非三千金即可办中学也……拟开办一特别研究科,择最高程度者试入,膳食自便,学费不缴,一年毕业。

　　这里说的是内院中学部的情况,内院建设之艰难又远在其上。欧阳矢志忠诚于佛学教育及其献身精神,于此亦可见一斑。左右支绌,迫使欧阳离宁远游,筹措办学经费,先后南下昆明,北上幽燕,西出阳关,讲学于神州各地,而获些许资助。

　　1920年8月,熊十力经梁漱溟介绍,辞中学教职,赴金陵刻经处问学于欧阳门下,探究法相、唯识之理。第二年夏,原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旁听的王恩洋,亦南下谒欧阳于刻经处。其时,法相、唯识分宗说已届成熟,“佛法非宗教非哲学”的论说,在思想界也让人刮目相看。

　　1922年9月,筹备四、五年之久的支那内学院,终于在社会名流,如熊希龄、蔡元培、梁启超、叶恭绰、沈曾植、陈三立、章太炎等的支持下,正式成立。因得教育部支持,江苏财政厅拨款十万元,资助建院,每月另拨一千,以为院务之需。欧阳任院长,下设三处,周少猷、邱曦明、吕秋逸分别主持事务、编校和教学工作。首届学员有韩孟君、释存厚等僧俗学子十六人。教师除欧阳本人外,皆宜黄门下弟子,如吕秋逸、王恩洋、邱曦明、聂耦耕等。其间,汤用彤先生已至大洋彼岸归来,执教于东南大学,授课之暇,也曾至内院听欧阳讲授佛学,与蒙文通、熊十力为听讲之友。其他问学于内院者,尚有张君劢、梁漱溟。陈铭枢也卸去军职,重返内院。讲学于东南大学的梁启超,也在内学受业二十日。梁氏每尝与人谈起,有所谓“听欧阳竟无讲唯识,始知有真佛学”之叹。梁漱溟曾商请吕秋逸至北大执教,欧阳不允,梁则推荐熊十力入北京大学。

　　1923年7月,内院又设研究部,以培养佛学研究之高级人才,学制两年,主攻法相唯识要典。汤用彤先生也被聘为研究部导师,兼任巴利文主讲。研究部间月召开研究会一次,发表研究成果,至1924年底,编辑而成年刊《内学》杂志予以发表,对于佛学研究,特别是法相唯识学研究起到了进一步的推动作用。开学不到两年的支那内学院,一跃而为当时的佛学重镇。同年春,印度着名诗人泰戈尔访华,慕名而至刻经处拜谒欧阳,并与之作竟夕之谈。泰戈尔为失传二千年的古印度文化在秦淮河畔再度辉煌,而对欧阳深表敬意,表示回国后将组织印度学者来内院就读,寻回失传之国宝。

　　1925年9月,创办三年的支那内学院,在原有的基础上重新组合为问学、研究以及法相大学三部,另辟内院第二院,增设法相大学特科,并于13日举行开学典礼。欧阳在报告中明确指出,法相大学特科以推广西域之学和为人之学为宗旨,充分表现其远绍无着、世亲,上追玄奘,以印度文化为圭臬的学术特征,以及直面惨淡人生,“救亡图存而后有学”的治学道路。至此,内院声誉雀起,同时由于其在家住持佛法、白衣可以说法的观点,再度挑起缁素之争,把宁汉两系的对峙推向高峰。

　　1926年,风雨飘摇的石头城中,仍然充盈着浓厚的学术研究气氛,先是第十四次研究会召开,而后有日本佛教考察团来访,接着是树因研究室成立,直到1927年3月,直鲁联军强占刻经处房产,致内院授课终止;继以北伐军进驻二院,开办不足两年的法相大学,不得不宣告结束。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原本生机勃勃的内学院顿时变得萧然起来,问学、研究二部相继撤消。1922年9月开学,持续不到五年的支那内学院,至此也就结束了它那最为辉煌的时代。其编校之业虽在继续,而且,时至1937年冬,因避日寇而迁重庆,又设内院蜀院于江津,但学院之设,早已名存实亡了。尽管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内院对佛教文化的贡献,与佛教自办的所有学校相比,包括一直持续到1949年的武昌佛学院,则远在它们之上。而与内院的前身──祗洹精舍比较,生源已由丛林转向社会,更多的是学者而非僧人。这也是其影响深远的主要原因。

　　武昌佛学院

　　尽管太虚积极倡导佛教革新,杜绝佛门三滥(滥剃度、滥传戒、滥住持),力图实现其“真实修证以成正果”、“献身利群以勤胜行”、“博学深究以昌学理”的“救僧运动”[8],但丛林传统至少无法予以积极的回应。故而,太虚始终不能有一方寺院作为他改革佛教的阵地。据实而论,太虚只能算作一个游方挂单的僧人,徘徊在僧俗界的边缘。金山寺改革无疑是他争取教界三大革命根据地的一次失败性尝试。改革的夭折,似乎让太虚如断肠人飘零天涯,“除在观宗寺月余,及在佛教总会四、五个月之外,从民国元年的春天到民国三年的夏天”,“似不曾做过关于佛教的其他事业”,而闲游于苏杭之间。只是由于“心中善根佛种的时时唤醒”,“再也不耐和光混俗的下去了,乃于秋间入普陀闭关”,“结束了这一期的梦痕。”[9]事实上,这也是为实现其改革的夙愿而进行的思想和理论上的准备。武昌佛学院既是前段尝试和准备的必然结果,而且应当说更是其思想理论的依托形式,当然也是他推进人间佛教的大本营。既与金山改革相互应,亦与内院成鼎足,故并述于此。

　　关于武昌佛学院成立前后之因缘,太虚述之甚详,兹摘要叙述如下:

　　太虚闭关期间,正是僧教育方兴未艾之时,1917年立春的那天早晨,,闭关不足三年的太虚“忽然动念要出关了”,这显然是社会的变革在他心底产生的共鸣。然而,出关后的太虚,仍无定所,先后赴台湾、日本游。归来后,于沪上结识曾是辛亥会攻南京的桂军司令、二次革命失败后亡命日本的陈元白,以及蒋作宾等,“拟于上海组织一宣传佛学的团体”,以契革新佛教及佛法救世之夙愿,即后来之觉社。其间太虚又是人海奔走,也曾讲经于汉口、武昌、广州等地。1921年2月初,杭州净慈寺住持鸿定因负债累累,不堪维持,太虚遂得住持该寺。太虚说:“我如此费事的接住净慈寺,原抱有先从此处整理成一模范僧寺的奢望”,显然也是欲觅一寺观,以之为推行其救僧的新佛教运动的根据地。然而,好事多磨,以慧安为首的诸山住持,借“杭州某小报破坏名誉的诬蔑文字”呈控官署,不仅让太虚再次对簿公堂,而且还打了一场牵动京沪新闻界的笔墨官司,最终还是被浙江省省长撤去了净慈寺住持的职事。虽然太虚的支持者邀集康有为等又搞了一场闹剧,但还是不了了之。屡战屡败的太虚,并未因此而却步,反而“鉴于我接管净慈寺的叠生故障”,“遂决于武昌办佛学院”。太虚回忆:

　　民国九年,鄂督已易萧耀南。到冬天,隐尘接任湖北堤工督办,十一年又兼任陕鄂禁烟督办,与萧督有黄岗同邑之雅,故十一年在武昌有佛学院的成立。由元白的奔走联络,隐尘的提倡号召,亦得萧督的间接维护……主张纯凭理想,于武汉新创立一养成佛教基本人才的学校,我乃提出佛学院的办法及学科纲领……虽院址未能觅得,已决定照我的佛学院计划,积极筹备开办。

　　1922年,择武昌通湘门内,黎大均(黎元洪族叔)旧宅为院址,先于皮公馆成立筹备会,及院董会。梁启超任董长,太虚任院长,李隐尘为院护,即副院长,负责联络协调工作。邀了空、史一如任佛学教员,杜汉三任国文教师,阴历七月二十日开学,正取备取学生六十名。武昌佛学院正式宣告成立。屡败屡战的太虚,至此才算实现了他谋求革新佛教立足之地的宿愿,从而藉课堂,而非佛寺,把他那人间佛教的理想推向社会。

　　如太虚所言,佛学院“旨在养成佛教的师范人才,等于高等师范学校”,故“依禅林规范施学校功课”。第一、二期,由太虚亲自讲授世亲发菩提心论与瑜伽真实义品,及佛教各宗源流;空也教楞严;史一如讲述小乘、印度佛教史及印度哲学,译讲因明入正理论,还有日文。英文分班教学,但“全无成绩”。学僧有漱芳、能守、默庵、会觉、观空、法尊、法舫、量源、严定等。亦有居士如程圣功、当时尚未出家的净严等。“学生最多时达百余人”。1923年夏,唐大圆加盟武昌佛学院,授中国哲学。张化声继史一如后续编《海潮音》。刚成立不久的武昌佛学院,继出家与在家之争后,便开始“对支那内学院欧阳竟无等,起了不少论辩。对梁任公、王恩洋提出的《起信论》真伪问题,对景昌极的相分同种别种问题,对吕秋逸的佛诞纪元问题,对欧阳渐的唯识抉择谈,似乎都在这年的上半年或下半年”,“卓然表现了佛学院的特殊学风”[10],把宁汉两系僧俗的对峙,推向佛学和佛教史实全面论战的高潮,并与内学院一起,弄潮于民国佛学思潮之涛头。于新旧僧派的分野外,也形成中国二三十年代佛学研究遥相互应之双峰。直到1949年,前后持续近三十年的武昌佛学院才在旧中国历史的最后一页画上了残缺的句号。毫无疑问,武昌佛学院不仅使功败垂成的佛教革新运动薪尽火传,而且对时至今日的佛教思想还持续着利傍倚刀的影响。

　　继武昌佛学院之后,各省佛教学堂风起云蒸,诸如1925年创办的闽南佛学院、玉山佛学院,1928年所建的竹林佛学院,1929年成立之柏林教理院、鼓山佛学院,1934年由智光操办的焦山佛学院,还有太虚另创的汉藏教理院等,皆从佛教教育入手,使民国时期的佛教涣然而趋中兴之势,自然也随着武昌佛学院的销声匿迹而成过眼烟云。

　　[1]

　　[2]《太虚自传》《太虚大师全书》第十九编(二)200-201页。

　　[3] 据东初《中国佛教近代史》及其它为“穷研五部”。五部系指见道之苦集灭道四谛及修道之谓,所谓一切烦恼,皆属此五部。故云穷究佛典。五部亦指道宣注疏之南山五大部,但金山系禅宗道场,故非此。

　　[4] 太虚自传》《太虚大师全书》第十九编(二)2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