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广结佛缘
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刘禹锡（772-842），因参与永贞革新被贬谪朗州司马。这期间，他与佛教结下了胜缘，常与禅僧交往切磋佛理，研习经典，写了多首颇具见地的佛诗和散文，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刘禹锡出生于唐大历七年（772），卒于唐代宗会昌二年（842）。字梦得，祖籍中山今治河北定县），居洛阳。早年曾学医，廿二岁中进士，登博学宏词科，工于文学。三十二岁授监察御史，与柳宗元等参与王叔文「永贞革新集团」，于唐贞元二十一年（805），进行了一场政治革新。这一年，唐德宗崩驾，太子李诵继位，号顺宗。唐顺宗中风不能说话，只好依靠原来在东宫伴他读书的王叔文、王丕来帮他处理朝政。王叔文又起用了刘禹锡、柳叔文替顺宗下了一道诏书，蠲免民间对官府的各种旧欠，停止地方官进奉和盐铁使的月进钱；降调江淮海盐和地方池盐价；取消宫市；召回前朝被贬的名臣，宣布京兆尹李实的贪污罪，并进行了一些重要人事调整。这一系列改革，当然触犯了掌权的宦官。宦官头子俱文珍勾结一批附和他的老臣，宣布顺宗因为病重不能执政，拥立太子李纯即位，号宪宗
。顺宗一下合，俱文珍等将王叔文处死，那些参与改革的官员也受到株连。宪宗下诏书，把原来王叔文重用的八个人一律降职，派到边远地区当司马，历史上把他们和王叔文、王丕合起来称作「二王八司马」。八司马之一的刘禹锡被贬朗州（即今常德市）。按唐制司马为州行政长官的正六品，完全是一个有职无权之闲官，不理事，且无官舍可住，刘禹锡只得住在城东招屈亭旁普通民宅。刘禹锡没有公务缠身，有更多的时间读书为文和游历山山水水。达期间，他感悟到「视身如传舍，阅世似东流。」（《宿诚禅师山房题赠》）总想寻觅一条贬谪苦闷的解脱之道。如是他接触了佛教，想从佛教深邃的哲理中找到精神慰籍。唐代佛教正逢鼎盛时期，朗州亦是佛教圣地。离城区二十华里的德山乾明寺就是享誉华夏的十方丛林，四方衲子纷纷来此挂锡。刘禹锡才常来此拜佛、参禅，与僧人探讨佛理、佛法。经常亦有外来僧人来刘宅与其切磋禅理，「相欢如旧识，问法到无言。」（《赠别君素上人》）。他与南岳衡山、牛头山、杨岐山等处的禅僧如仲制、灵澈、元暠、如智、，慧则、广宣、鸿举、义舟、景玄、惟良等以及日本僧人智藏有广泛交往，有的交往还很深。柳宗元《送元暠师序》曰：「元暠师居武陵（朗州）有年数矣，与刘游久且昵。」刘禹锡送僧诗二十四首，大多数是在朗州写作的。在《送僧元暠南游》诗引言称赞元暠「妙音奋迅，愿力昭答。」刘表示「雅闻予佛而侒，亟来相从。」他从元暠那里领悟到佛法的殊胜，感叹地说：「予策名二十年，百虑而无一得，然后知世所谓道无非畏途。唯出世间法可尽心耳」。「予策名二十年」是指自贞元九年（793）至元和七八年（812、813），这二十年中，他正值廿二岁至四十岁的血气方刚年华。贞元九年时年二十二岁登进士第，二十二岁擢监察御史，在此期间，他常与柳宗元、吕温等「讲疑考要王霸富强之术」，寻求解决社会危机的途径。三十四岁时参与永贞革新失败后而遭贬谪。他的政治抱负未能实现，百思而不得其解。自从接触佛法后，才悟到「世所谓道无非畏途。」只有「出世间法（佛法）」才能启悟人心，拯救社会。他在朗州十年写了近两百篇诗文，其中不少是宣畅佛法，赞叹高僧以及富涵禅味及禅境的篇章。其后，他为禅宗六祖大鉴禅师、湘潭唐兴寺俨公、牛头山第一祖法融大师、杨岐山故乘广禅师等撰写的碑文，以及撰写的《佛衣铭》、《夔州始兴寺移铁像记》、《毗庐遮那佛华藏世界图赞》、《成都府新修福成寺记》，均显现了他受佛法的薰陶，心灵得到净化，思想得到升华，心身进入禅的新境界。如他在《赠别君素上人》诗引言中曰：「晚读佛书，见大雄念物之普，级宝山而梯之。高揭慧火，巧熔恶见，广疏便门，旁束邪径。其所证入，如舟溯川，未始念于前而日远矣。」「夫悟不因人，在心而已。」在《送慧则法师归上都因呈广宣上人》引言中曰：「以为尽妙理者莫如法门，变凡夫者莫如佛土，悟无染者莫如散花。故业于净名（经），深达实相。」还谈到禅与诗的关系，在《秋日过鸿举法师寺院便送归江陵》诗引言曰：「故自近古而降，释子以诗名闻于世者相?焉。因定而得境，故涤然以清。由慧而遣词，故粹然以丽。」这都是他勤修戒定慧，息灭贪瞋痴的心得。佛家认为，戒定慧三法相资，不可或缺，因戒而生定，定而生慧，此三者次第相生，入道之关键也。刘文说：「定而得境」，使散乱的心水澄明，进入创作意境；开慧后遣词造句，能得到精华而美丽的词藻。这都是他达佛之知见，自家家珍的和盘托出。至令仍广为传播，并目刊入中学课本的刘禹锡的《陋室铭》，是一篇颇具艺术特色且具禅趣的杰作。文章开头两句：「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意在引出「斯是陋室，唯吾德馨」一句，以揭示全篇主旨。接下便描述了所居陋室的清幽宁静，和他的清高自得的日常生活，具体地表现了一种超脱市俗、闲居静室的怡然自乐的情趣。最后写「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两句，是借诸葛亮和杨雄所居的草舍来自赞陋室，流露了孤芳自赏的深意。文末一笔，借孔子的话，照应题目和文章入笔之处，意在表明居室虽陋，然而有「唯吾德馨」的君子居之，又有甚么可鄙陋的呢？这样，全篇都在「陋室」二字落笔，而中心却在抒发作者志行高洁、安贫乐道的志趣，生动地表现了一个超尘脱俗的士大夫的雅兴。铭文中的「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将简陋的居室点染成清幽的意境，这与「青青翠竹，尽是真如；郁郁黄花，无非般若」（《祖堂集。慧忠国师》）的境界何其相似乃示！此种境界「是普贤文殊大人之境界，非诸凡小而能信受。皆与大乘了义经合。」（《同前》）《陋室铭》中有「可以调素琴，阅金经」之句，诸多注家都不约同地注释「金经，就是古时用泥金书写的佛经。」这样的注释我不敢苟同。如按注家这样的注释推论，用泥金书写的佛经称作「金经」，那么，用墨书写的佛经就叫「墨经」，用朱砂写的佛经就叫「赤经」了。不能这样解释。窃以为，刘写的「阅金经」是说的阅《金刚般若波罗密经》，这是佛家弟子必读的经典。「金经」又是将《金刚经》三字简化了。因为刘文运用了对偶的修辞方法，许多都是对偶句，「调素琴，阅金经」就是对偶句，读起来朗朗上口，富有韵味。如果写成「可以调素琴，阅金刚般若波罗密经」或「阅金刚经」就不对偶，十分拗口且破坏了全文的韵调。我认为刘禹锡研习《金刚经》是有成的，在他的诗文内可见其端。如《宿诚禅师山房题赠二首》中就有「法为因缘立，心从次第修。中霄问真偶，有住是吾忧。」「有住」语出《金刚经》，经云：「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住，为留住或安住义，即不要让烦恼、杂念安住在心。刘诗「有住是吾忧」，即将烦恼、杂念安住在心，就是一种忧患。又如在《送僧元暠之南游》诗引言中亦有「繇是在席砚者多旁行四句之书」的句子。「四句之扩书」亦是指《金刚经》。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发菩提心者，持于此经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其福胜彼。」如果不是刘公受持读诵《金刚经》，能在诗文中反映出符合佛理的言句吗？所以将「阅金经」注释成为「阅用泥金写的佛经」是有违刘公原意的。[NextPage]刘禹锡与佛教结缘的另一件事就是一婆罗门僧治好了他的眼疾。他的《赠眼医婆罗门僧》写道：三秋伤望远，终日泣途穷。两目今先暗，中年似老翁。看朱渐成碧，羞日不见风。师有金篦术，如何为发蒙？诗中说他中年时就患了眼疾，给他治疗眼疾的婆罗门僧人即印度医僧。这位眼医用的是「金篦术」即是「金针拨内障术」，看来刘公的眼疾是白内障。佛教于西元前二年传入中国后，许多印度僧人纷纷来华，他们即传教又行医，既是佛理精通的高僧，亦是精通医术的医僧。「金篦术」就是医僧从印度带来，并为中国医学界接受并与中国传统医学结合、形成了中医独特的「金针拨障术」。历史上印度的眼科是很发达的。《大般涅盘经》卷八《如来性品》记载：「百盲人为治目故，造诣良医，是时，良医即以金蓖术决其角膜。」龙树菩萨眼科专着《龙树眼论》、《龙木论》、《眼科龙木论》被译成中文。唐。王焘《外台秘要》对白内障各期症状都作了简要的描述，并引用了齐州陇上谢道人撰《天竺经眼论》：「眼无所因起，忽然膜膜，不痛不痒，渐渐不明；久历年岁，遂致失明。……此宜用金蓖术，一针之后，豁若开云而见白日。」金针拨障术在唐代巳很盛行，著名诗人白居易四十多岁时白内障亦是金蓖术治好的。他在诗中写道：案上漫铺龙树论，合中虚贮决明丸。人间方药应无益，争得金蓖试刮看。从刘禹锡的诗中可以看出，他患白内障是在中年，当时在朗州。此后未发现他再患眼疾的记截，说明印度医僧的医术高明，一针拨除迷雾，使他重见光明。医僧与他结下的佛缘，更坚定了他学佛的信心，从而用佛法统帅自己的言行。他在政治上仕途不顺，他的好友白居易说他「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一生中有很长时间是在贬滴中度过的，但他们不恢心，没有消沉，牢记（吾住是吾忧」，的真偈，不把烦恼安住心头，更是心无挂碍，勇往直前，游戏人生。他谪居朗州、连州、宛州等地时期，深入民间，了解民情，并注意向民歌学习，力图吸取民歌内容与形式上的优点，翻作「新曲」，使「善歌者扬之」，创作了《竹枝词》、《浪淘沙词》、《杨柳枝歌》等民歌诗体。这些诗题材多样，语言明快，成为唐代诗歌中别开生面的作品。在文学创作上亦受到一些文人的指责，歪评他的诗是个人「泄愤」之作，骂他是「薄行」文人。他都不予计较，他认为世事总是按照「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规律演变着的，「人或加讪，心无疵兮」。（《子刘子自传》）尽管有人诽谤，我内心洁白无疵啊！这就是一个学佛者当下解脱的心态。《般若波罗密多心经》云：「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盘。」刘禹锡用自己的行动实践着这段经文并作了很好的注脚。
附：《陋室铭》「唐」刘禹锡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