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是藏文化的重要体现

——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尕藏加

本刊记者 陈飚

在中国，藏传佛教流传区域主要是西藏和四川、云南、甘肃、青海的藏族地区以及内蒙古、新疆的蒙古族地区。据《中国西藏基本情况丛书—西藏宗教》一书：截至2010年，西藏与四川、云南、甘肃、青海的藏族地区的藏传佛教寺院有2769座。其中著名的寺院有格鲁派的西藏拉萨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西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寺，青海塔尔寺，甘南拉卜楞寺，北京雍和宫，四川昌都强巴林寺，云南迪庆松赞林寺；萨迦派的西藏萨迦萨迦北寺、萨迦南寺，四川德格更庆寺、青海玉树结古寺；噶举派的西藏拉萨楚布寺、智贡寺、达隆寺，四川德格八邦寺；宁玛派的西藏山南敏珠林寺、多杰扎寺，四川甘孜佐钦寺、噶陀寺、白玉寺；觉囊派的四川阿坝壤塘寺……在领略这些寺院的建筑、绘画、雕塑之美的同时，通过尕藏加研究员的介绍，我们对藏传佛教的基本知识有了更多了解。

人民画报：请你简要介绍中国藏传佛教的历史。

尕藏加：藏传佛教，对于大家来说，已成为既熟悉又陌生的对象。佛教从古印度产生后，向四面八方的不同地区传播，随之，佛教的各种经典也在各地用各种语言进行翻译、整理和编纂，从而建立了世界佛教三大语系类型：佛教传入斯里兰卡、泰国、缅甸等国后形成了巴利语系的南传佛教；传入中国汉族地区后形成了汉语系的北传大乘佛教；传入中国藏族地区后形成了藏语系佛教。藏传佛教就属于藏语系佛教。

藏传佛教能在西藏地区传播，与公元7世纪吐弥·桑布扎到古印度留学并回到藏区创制藏文有很大关系。据说，公元4世纪，印度僧人和汉地僧人都曾到过西藏，由于西藏当时没有书面文字，佛教并没有在藏区传播开来。吐弥·桑布扎创制藏文字后，开始翻译佛经，加上吐蕃和尼泊尔、唐朝联姻，松赞干布迎娶赤尊、文成两位公主，她们分别从两地带来了佛像、佛经和少许僧人，并建立大昭寺和小昭寺两座佛殿，定期举行佛事活动，使佛教开始在藏区传播，并形成藏传佛教，史称“前弘期”。公元9世纪中叶，佛教在吐蕃遭遇朗达玛灭佛运动。至公元10世纪中叶，藏传佛教在藏族地区又开始复兴，史称“后弘期”。从此藏传佛教长盛不衰，并在内部产生了许多宗派以及活佛转世制度等。

元朝时期，忽必烈让帝师八思巴掌管全国的佛教事务和藏族地区的行政事务，藏传佛教的流传区域范围进一步扩大，甚至传播到中原腹地，如今在中国南方的很多地区还能找到当时藏传佛教的石刻与佛塔。那时，藏传佛教还传播到了如今俄罗斯布里亚特地区、蒙古国等地。也就是说，那个时期的藏传佛教影响广泛，至今在西方，藏传佛教也颇具影响，建立了格鲁派、宁玛派、噶举派、萨迦派寺院和修行地。

明朝皇帝大多也信奉藏传佛教，并册封了藏传佛教的大宝法王、大慈法王、大乘法王、大智法王和阐化王等，还把他们请到京城举行法会，为他们修建官邸。

清朝更是扶植藏传佛教的发展，除了藏族地区之外，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等地修建了很多藏传佛教寺院。北京的雍和宫后来也成为专门为皇室举行藏传佛教法事活动的皇家寺院。承德避暑山庄也有不少藏传佛教寺院，如模仿西藏桑耶寺修建了普宁寺，模仿扎什伦布寺修建了须弥福寿之庙。可以说，清代是藏传佛教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在全国各地都建有格鲁派寺院。也就是在那个时期形成了格鲁派六大寺院之说，即拉萨三大寺（甘丹寺、哲蚌寺和色拉寺）、扎什伦布寺、塔尔寺、拉卜楞寺。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山西五台山则有青庙、黄庙的说法，青庙是汉传佛教的寺院，黄庙便是藏传佛教的寺院。相传早在唐朝时期，就有藏传佛教的高僧从西藏不远万里到五台山朝佛和修行，至今依然在延续这种传统。其次，南海普陀山、四川峨眉山等地也是藏传佛教高僧和信众前往朝礼的佛教圣地。

宗派的起源

人民画报：藏传佛教为何会产生那么多宗派？

尕藏加：佛教与其他宗教最大的区别是，佛教典籍丰富。就《大藏经》（藏文《大藏经》分《甘珠尔》和《丹珠尔》两大部分）来说，共有300多部，一个人一辈子很难全部读完。因此，《大藏经》在藏传佛教寺院中常被拆分开分配给众僧念诵，这样才能完成念诵一遍《大藏经》的任务。所以，在世界佛教范围内，高僧大德对不同佛教经典专门解读和研究，从而作出不同的阐释和结论，由此产生了不同的学派，进而建立了宗派。譬如，佛教在古印度有很多宗派，后来佛教传到汉地，又产生了华严宗、禅宗、天台宗、密宗、三论宗等宗派。藏传佛教也是如此，在其历史上产生了宁玛派、噶当派、萨迦派、噶举派、觉囊派、格鲁派等宗派。

同时，藏传佛教很讲究嗣法传承，如果一位学僧讲经，必须具备上师传承。这说明该学僧传承了上师的学问，对于经文能够作出准确无误的阐释。而佛教的宗旨，重在实践，比如修行实践、打坐禅定，更要拜师指点，只有这样才能逐步精进，取得成就。由于指导修行实践的上师不同，其传承的实践方法，也会出现差异或不同。因此，这种差异或不同也成为藏传佛教中产生许多宗派的因素之一。

寺院如学院，是藏文化的重要体现

人民画报：藏传佛教有哪些特点？

尕藏加：藏传佛教将佛教三个派系——小乘佛教、大乘佛教、金刚乘佛教的教理内容整合、系统化。首先，戒律是佛教的基础，僧人需要受戒，而小乘佛教的戒律是最权威的佛教戒律。而戒律中的最高戒律是比丘戒，有253条，它细致规范了一位出家僧人的言行举止。所以，藏传佛教就采纳了小乘佛教的戒律。其次，在佛学思想上，藏传佛教采取了大乘佛教的中观思想，认为宇宙一切万法皆为缘起性空，假立安名，从而否定恒常不变、绝对本有的事物。可以说，中观思想在藏传佛教中得以兴盛和发展，甚至中观思想成为藏传佛教建立自己佛学观见的主要理论依据。

有了如此的佛学思想后，最终将要落实到实践上，需要坐禅、闭关修行。而藏传佛教在这方面则采取了金刚乘的实践方法。比如，创立格鲁派的宗喀巴大师的“道次第”思想，就提出了佛教修学有前后次序，先学显宗理论，后修密宗实践，就像先上小学，再初中、高中、大学，最后才搞科研一样。

第二个特点是藏传佛教的寺院教育。藏传佛教寺院不只是简单具有朝觐的功能，像拉卜楞寺、塔尔寺、拉萨三大寺、扎什伦布寺、敏珠林寺等其实都是综合性的大学，学科不仅仅是宗教方面的，还有藏医、天文历算、建筑绘画、语言学等。藏传佛教的寺院教育已成体系，有自己的学科，还授予学位。出家僧人一般在五六岁进入寺院，请一位老师，老师教他识字、背经文。到一定文化程度或年龄段，才可以到寺院的某学院进行正规学习。如果是格鲁派的话，主要学习《五部大论》，要学全的话，需要20多年，学得快也要13到15年。僧人可以自己选择学习《五部大论》中的几部，从而参加考试获得相应的学位。五部如果都学完并通过考试的话，可以获得最高学位——“拉然巴格西”，这相当于博士学位。学完《五部大论》，需要去拉萨的上密宗院或者下密宗院开始实践，这时，一般僧人的头发都已经白了。而这

个实践阶段没有时间的限制和严格的考试，主要靠僧人的悟性。如果完成了其中一个学院的实践之后，就有可能升迁到甘丹寺并在两个学院中担任某学院的院长。此时，该学僧已成为甘丹寺住持的候选人——未来的甘丹赤巴。甘丹寺的住持不是活佛世袭，而是普通僧人通过寺院这种金字塔型的教育体系，勤学获得高学历后竞争上任。如果能成为甘丹寺住持，对于出家僧人来说，将是无上的荣耀。

第三个特点是活佛转世，这是藏传佛教独有的宗教领袖传承方式。“活佛”，在藏语中称“珠古”，这是根据大乘佛教法身、报身、化身之说而命名的，意为佛、菩萨之“化身”。藏传佛教认为：法身不显，报身时隐时显，惟有化身随机显现。故有成就的正觉生前在各地“利济众生”，圆寂后可以有若干个“化身”。也就是说，在这种三身佛教理论的指引下，藏传佛教对于十地菩萨为普渡众生而变现之色身，最终在人间找到了依托之对象，即“转生或转世之活佛”。因此，活佛的地位是先天赋予的，不是后天争取的，故不可动摇。

值得补充一点的是，在“珠古”名称之外，尚衍生出“喇嘛”、“阿拉”、“仁波切”等诸多称呼，这都是活佛的不同尊称。总之，藏传佛教各宗派中分别产生了不同传承或世袭的众多活佛，他们不仅在信奉藏传佛教群体中享有至高无上的宗教地位，而且在清朝时期的藏蒙地区普遍具有政教双重影响。

第四个特点是历史上的政教合一制度：它是一种政权和神权合而为一的地方行政管理制度，是由出家高僧和世俗官员共同管理一切政教事务的政治体制。尤其是僧俗官员中以出家僧侣为最高领导人，而这一最高领导者又是通过活佛转世的途径来接替或传承延续，从而形成以活佛转世为核心的政教合一制度。因此，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又具有了鲜明的藏传佛教文化属性和浓郁的西藏地方特色。

从历史的视角看，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经历了元明清三个封建王朝。元朝时期始建以萨迦派和昆氏家族为代表的萨迦达钦政权；明朝时期兴起以帕主噶举派和朗氏家族为代表的帕主第悉政权；清朝时期是以格鲁派为主导的噶丹颇章政权，后称噶厦政府，即西藏地方政府。这三个伴随中央王朝的更迭而既一脉相承又各具风格的地方政权，则是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形成、发展和演进的主要标志。西藏萨迦南寺是一座城堡似的寺院，外围是城墙，里面是佛堂，它是政教合一的典型体现；而世界知名的布达拉宫也是政教合一的代表性建筑，红墙象征着神圣宗教，白墙象征着世俗政权

藏传佛教的“再弘期”

人民画报：在当今对藏传佛教保护方面，国家有哪些举措？

尕藏加：历史上藏传佛教曾经历“前弘期”、“后弘期”。而现在，我认为又是藏传佛教历史上发展最好的一个时期，可以称为“再弘期”。1982年，中央19号文件发布后，历史上的藏传佛教寺院大都陆续恢复起来。国家投入了很多资金用于此项工作。到如今，这些寺院基本上都恢复了，有些寺院的规模还超过了以往。拉萨三大寺都恢复了原貌，并举行正常的宗教活动；扎什伦布寺的现况尤其是寺院建筑已经超过了历史上的规模；拉卜楞寺大经堂失火后，也重修得很好；萨迦北寺还建了佛学院，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创建；萨迦南寺如今也在修缮，特别是里面的文物得到很好的保护，故如今萨迦南寺被人称为“第二敦煌”。

如今很多寺院管理、僧人生活都纳入国家的社区建设之中，国家出资让寺院通电通水通路，实现“三通”。僧人也开始纳入社区医保、低保等，使得他们的生活、养老有了保障。这些都是新时期国家对于民族宗教的新政策和新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