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1894-1988年)是现代著名作家、教育家、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为中国的语文教育事业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做出了重要贡献。叶圣陶还与印光法师和弘一法师等高僧有来往,与丰子恺、夏丏尊等居士保持密切的关系。通过与高僧和居士的接触,他不仅了解了佛法,而且对严格苦行的高僧产生了无限崇敬之情。
一、叶圣陶生平
叶圣陶,原名叶绍钧,字秉臣。江苏省苏州人。叶圣陶幼年家境贫寒,13岁考入苏州草桥中学,中学毕业后因家境清贫,被迫在一个初等小学当教员。19岁时被排挤出学校,在家闲居期间经常撰写文言小说发表在《礼拜六》等杂志上。23岁到上海商务印书馆附设的尚公学校教国文,并为商务印书馆编小学国文课本。25岁应聘到吴县甪直县立第五高小学任教。
从1918年起,叶圣陶先后在《妇女杂志》、《新潮》等杂志上发表白话小说和论文。1921年,与沈雁冰、郑振铎等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的文学观,并与朱自清等人创办了我国新文坛上第一个诗刊《诗》。此后与夏丏尊合作出版了《阅读与写作》、《文心》、《文章讲话》等。他发表了许多反映人民痛苦生活和悲惨命运的作品,出版了童话集《稻草人》以及小说集《隔膜》、《火灾》等。1930年,他转入开明书店。他主办的《中学生》杂志,是三、四十年代最受青年学生欢迎的读物,在社会上有广泛的影响。
“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参加发起成立“文艺界反帝抗日大联盟”。抗战期间,他内迁四川,先在中学、大学执教,后继续主持开明书店编辑工作,同时写下了不少散文小说诗词,从不同角度揭露了旧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悲惨生活,歌颂了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坚强不屈的普通群众。
1946年,叶圣陶回到上海后,积极投身爱国民主运动。他担任了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总务部主任,主持文协的日常工作,还担任了上海市小学教师联合进修会和中学教育研究会的顾问。他编辑杂志、撰写文章、发表演讲,揭露和抨击当局内战、独裁、卖国的罪行,呼吁文化界教育界同人“要有所爱,有所恨,有所为,有所不为;和广大的人民,为同一目标而斗争”,“汇为巨力致民主”,“转移风气,挽回世运”,开创“为万世开太平”的局面。
1949年初,叶圣陶应中共中央的邀请,由上海经香港到达北平,担任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6月,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7月,参加第一次文代会并当选为文联全国委员;9月,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先后担任出版总署副署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教育部副部长等职,并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和民进中央主席。
二、叶圣陶与弘一法师
叶圣陶对佛教有着深厚的感情,对教界的大德高僧尤其崇敬。当时在佛教界很有影响的弘一法师和印光法师,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叶圣陶是在丰子恺的介绍下认识弘一法师的。叶圣陶早在民国初年就听说过尚未出家的弘一法师,因为弘一法师未出家之前以音乐、书画、篆刻而闻名。那时上海有一《太平洋报》,其艺术副刊由李叔同(弘一法师)主编,叶圣陶也喜欢篆刻,对于副刊所载他的书画篆刻都中意。后来,叶圣陶也听说李叔同出家。虽然听说,但彼此从没有见过面。后来,叶圣陶听夏丏尊的介绍,对弘一法师有了更多的了解。
叶圣陶与弘一法师的学生丰子恺是好友。经常从丰子恺口中得知弘一法师的一些情况,产生了想见一见弘一法师的愿望。
在丰子恺的安排下,叶圣陶终于有机缘见到了弘一法师。1927年秋的一天,弘一法师接到丰子恺的信,约叶圣陶星期日到上海功德林去见弘一法师,叶圣陶便带着渴望的似乎从来不曾有过的清净心去了功德林。叶圣陶在《两法师》一文中描述了见到弘一法师的情景:
走上功德林的扶梯,被侍者导引进那房间时,近十位先到的恬静地起立相迎。靠窗的左角,正是光线最明亮的地方,站着那位弘一法师,带笑的容颜,细小的眼眸子放出晶莹的光。丏尊先生给我介绍之后,叫我坐在弘一法师的侧边。弘一法师坐下来之后,就悠然数着手里的念珠。我想一颗念珠一声“阿弥陀佛”吧,本来没有什么话要向他谈,见这样更沉入近乎催眠状态的凝思,言语是全不需要了
。奇怪的是在座一些人,或是他的旧友,或是他的学生,在这难得的会晤时,似乎该有好些抒情的话与他谈,然而不然,大家也只默然不多开口。未必因僧俗殊途,尘净异致,而有所矜持吧。或许他们以为这样默对一二小时,已胜于十年的晤谈了。在叶圣陶的印象中,弘一法师面容清癯,长髯飘浮,回答人的问题总是一句短语,但对人很殷勤,就像倾诉整个心愿。而且弘一法师非常谦虚,曾有位叫石岑的先生撰写有《人生哲学》一书,向弘一法师请教一些关于人生的意见。弘一法师却虔敬地回答说:“惭愧,没有研究,不能说什么。”
在见过弘一法师之后,大众一起用午餐。下午弘一法师约定了要去见印光法师,说谁愿意去可一起同去。叶圣陶因为很早就知道印光法师是净土宗的大德,并且见过印光法师的文钞,也跟着弘一法师去了。一起同去的有七八个人。他们决定不坐人力车,步行前往。叶圣陶在《两法师》一文中描写了弘一法师步行的身影:
弘一法师拔脚就走,我开始惊异他步履的轻捷。他的脚是赤着的,穿一双布缕缠成的行脚鞋。这是独特健康的象征啊,同行的一群人哪里有第二双这样的脚。惭愧,我这年轻人常常落在他背后。我在他背后这样想他的行止笑语,真所谓纯任自然,使人永不能忘,然而在这背后却是极严谨的戒律。
叶圣陶与弘一法师的交往并不多,由于他与夏丏尊是儿女亲家,有机会在夏丏尊那里看到许多弘一法师的书法,他还专门写过一篇《弘一法师的书法》的文章,其中对弘一法师的书法有不少评价:
弘一法师对于书法是用过苦功的。在夏丏尊先生那里,见到他许多习字的成绩。各体的碑刻他都临摹,写什么像什么。……
艺术的事情大都始于模仿,终于独创。不模仿打不起根基,模仿一辈子,就没有了自我,……从模仿中蜕化出来,艺术就得到了新的生命。不傍门户,不落窠臼,就是所谓独创了。弘一法师近几年来的书法,可以说已经到了这般地步。
……就全幅看,许多字是互相亲和的,好比一堂谦恭温良的君子人,不亢不卑,和颜悦色,在那里从容论道。就一个字看,疏处不嫌其疏,密处不嫌其密,只觉得每一画都落在最适当的位置,移动一丝一毫不得。再就一笔一画看,无不教人起充实之感,立体之感。
在弘一法师圆寂之后,叶圣陶在《谈弘一法师临终偈语》一文中,对弘一法师的偈语作了解释:
弘一法师临终作偈两首,第二首的后两句是“华枝春满,天心月圆”。照我的看法,这是描绘他的生活,说明他的生活体验:他人世一场,经历种种,修习种种,到他临命终时,正当“春满”“月圆”的时候。这自然是“好好的死”,但是“好好的死”源于“好好的活”。他临终前又写了“悲欣交集”四字,我以为这个“欣”字该作如下解释:一辈子“好好的活”了,到如今“好好的死”了,欢喜满足,了无缺憾。无论信教不信教,只要是认真生活的人,谁不希望他的生活达到“春满”“月圆”的境界?而弘一法师真的达到这种境界了。他的可敬可佩,照我不参佛法的人说,就在于此。
叶圣陶还根据弘一法师的临终偈颂的意思,作了四言两首诗歌缅怀他:
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其谢与缺,罔非自然。
至人参化,入以涅槃。
此境盛美,亦质亦玄。
悲欣交集,遂与世绝。
悲见有情,欣证禅悦。
一贯真俗,体无差别。
嗟哉法师,不可言说。
三、叶圣陶与印光法师
除了对弘一法师有过几次见面以外,叶圣陶还曾在弘一法师的带领下,在上海新闸路太平寺,亲近了印光法师。叶圣陶在《两法师》一文中描写了见到印光法师的情景:见寺役走进去的沿街的那个房间里,有个躯体硕大的和尚刚洗了脸,背部略微佝着,我想这一定就是了。果然,弘一法师头一个跨进去时,就对这位和尚屈膝拜伏,动作严谨且安详,我心里肃然,有些人以为弘一法师该是和尚里的浪漫派,看见这样可知完全不对。印光法师的皮肤呈褐色,肌理颇粗,一望而知是北方人;头顶几乎全秃,发光亮;脑额很阔;浓眉底下一双眼睛这时虽不戴眼镜,却用戴了眼镜从眼镜上方射出眼光来的样子看人,嘴唇略微皱瘪,大概六十左右了,弘一法师与印光法师并肩而坐,正是绝好的对比,一个是水样的秀美,飘逸;一个是山样的浑朴,凝重。
在太平寺,叶圣陶见证了弘一法师与印光法师之间的交流。弘一法师就一些问题三次向印光法师请教。印光法师就所提出的问题作了严肃的解答。印光法师在回答问题时,声色有点严厉,间以呵喝。在叶圣陶眼中,印光法师的“话语很多,有零星的插话,有应验的故事,从其间可以窥见他的信仰与欢喜。他显然以传道者自任,故遇有机缘不惮尽力宣传;宣传家必有所执持又有所排抵,他自也不免。”
在见过印光法师之后,叶圣陶写了《两法师》一文,文中这样评价印光法师:
在佛徒中,这位老人的地位崇高极了,从他的文抄里,见有许多信徒恳求他的指示,仿佛他就是往生净土的导引者。这想来由于他有很深的造诣,不过我们不清楚,但或者还有别一个原因。一般信徒觉得那个“佛”太渺远了,虽然一心皈依,总不免感到空虚;而印光法师却是眼睛看得见的,认他就是现世的“佛”,虔敬崇奉,亲接謦欬,这才觉得着实,满足了信仰的欲望。故可以说,印光法师乃是一般信徒用意想来装塑成功的偶像。
叶圣陶尽管对佛教有深厚的感情,对像印光法师和弘一法师这样的高僧怀有崇高的敬意,并且还与夏丏尊和丰子恺等居士有密切的往来,但他最终没有成为一个佛教信徒。在《谈弘一法师临终偈语》一文中,叶圣陶表露了自己对佛的心迹:
我不参佛法,对于信佛的人只能同情,对于自己,相信永远是“教宗勘慕信难起”(拙诗《天地》一律之句)的了。也曾听人说过修习净土的道理,随时念佛,临命终时,一心不乱,以便往生净土。话当然没有这么简单,可是几十年来我一直有个总印象:净土法门教人追求“好好的死”。我自信平凡,还是服膺“未知生,焉知死”的说法。“好好的死”似不妨放慢些,我们就人论人,最要紧的还在追求“好好的活”。修习净土的或者都追求“好好的活”,只是我很少听见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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