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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邺城（遗址主体在今临漳县漳河沿岸）历史上有两大兴盛时期，一是后赵、东魏、北齐时期，二是唐朝时期。两个时期的统治者敬佛诵经，在邺城周围兴建大量寺院、寺塔。

据史料记载，仅北齐时，邺城附近就兴建寺院4000多座，远超后赵时的897座，僧尼达200万至300万。

但遗憾的是，长久以来，在邺城周边一直未发现皇家佛寺遗址。直到赵彭城北朝佛寺遗址（北齐武成帝高湛建造的大总持寺）和大庄严寺遗址的面世。

□陈 正

赵彭城遗址：

曾被误传为魏元帝墓地

在临漳县习文乡赵彭城村西南100米处，有一处高约5米、南北长36米、东西宽34米的巨大土冢。

上世纪七十年代，当地文保所研究人员根据史料记载及实地探查认为，其为曹魏时期最后一任皇帝魏元帝曹奂的墓地。

临漳县文保所《邺城考古调查和钻探简报》中描述：乾隆五十二年的《彰德府志》载，魏武帝（曹操）墓、魏元帝（曹奂被废后封陈留王）墓、甄皇后（曹丕妻）墓在临漳县境内西南。操墓在前，奂墓、甄墓在操墓后面，一在东，一在西，三墓的位置呈三角形。

嘉靖年间编的《彰德府志卷二》也曾认为：“曹操西陵在县（指临漳县旧县城遗址在邺城东县小庄村）西南三十里，周围一百七十步，高一丈六尺

当年的研究人员认为，史料中对曹操等三墓记载的方向和位置是一致的。实地探访中，赵彭城村西南的土冢被认为是魏元帝陵。

“这其实是个误传。经过我们邺城考古队发掘，证实这个土冢不是墓，而是北朝时期一座寺院的塔基。”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何利群博士说。

2002年冬，中国社科院邺城考古队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证实其为寺院塔基。该塔基包括地上夯土塔心实体和地下基槽两部分，佛塔地表以上南侧有踏道和砖砌散水。基槽深6米，由卵石和夯土交替构筑。

塔基中心有一个刹柱础石，呈正方形，边长1.2米。以刹柱础石为中心，外面有三圈柱网，残存有6个承础石。中心刹柱础石下面有一个砖砌函槽，长、宽、高均为0.7米，原是埋舍利或佛教圣物的地方。遗憾的是函内已空无一物。

发掘现场同时出土了大量建筑构件，如砖石、柱础石、石刻构件以及与佛教有关的彩绘佛像、彩绘残件等遗物。2002年，赵彭城北朝佛寺塔基遗址考古发掘获得当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随后的十年，考古人员继续在佛寺周边进行发掘，基本弄清该佛寺范围和平面布局。通过塔基周边探测，该寺院占地近20万平方米，而佛塔就居于寺院中心。

一座隋墓：

透露北齐皇家佛寺所在

一方寺庙的塔基，负载着什么重大意义，而被列入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呢？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邺城考古队队长朱岩石博士做了详细解答：“由于战争和自然的破坏，这种类型的方形木佛塔在我国已经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时代略晚的砖筑佛塔。可是在日本，却能够看到方形木塔这种类型的古建筑。”

赵彭城北朝佛寺塔基遗址的发现，无疑填补了这一空白，使得学术界第一次了解到南北朝时期具有中心柱方形木塔的柱网结构，找到了日本、韩国同类佛塔的直接渊源。

朱岩石认为，赵彭城北朝佛寺为皇家寺院，是迄今发现的中国古代最高级别的佛寺遗址之一，其以佛塔为中心、重要轴线上建造大型殿堂式建筑、多院落式布局的建筑格局，为以往北朝佛寺遗址中所未见，丰富了对于北朝晚期寺院平面布局的认识。

特别是中大型建筑条形夯土基础建筑技术值得关注。建筑遗址出土的砖瓦等建筑构件遗物制作精细规整，这样的技术和建筑构件的使用，在隋唐时期、日本奈良时期大型建筑中均得到印证，为其技术、文化传承方面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那么这座规模宏大的皇家寺院是由谁建造？它又有何身世呢？

上世纪9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临漳县习文乡核桃园村附近发现一座隋朝时期的墓葬。该墓西北距赵彭城村300米，西距寺院塔基约500米。出土墓志显示，此墓为隋大业九年（613年）赵觊与妻樊氏合葬墓。在墓中出土的青石墓志盒中，记有“葬于明堂园东庄严寺之所”等重要信息。

“明堂园东”“庄严寺”这些具体的地址描述，让国内外考古专家、学者兴奋不已。长期以来，大庄严寺这座皇家佛寺，其具体位置始终是一个难解之谜，如今终于得窥一线曙光。

此后，邺城考古队在墓葬附近进行了大面积考古勘探，最终在核桃园村西南发现了5处大型夯土遗迹。2012年，邺城考古队开始对该建筑基址群进行全面发掘，核桃园一号建筑基址出土的大量“常平五铢”铜钱，为进一步推断其建造年代提供了重要物证。

通过对核桃园建筑基址群的发掘与研究，专家确认核桃园一号建筑基址是一座北齐时期的佛塔遗迹，建造时间在553至577年之间。其形制与之前发现的赵彭城北朝佛寺的佛塔形制非常接近，从而确认核桃园一号建筑基址也是一座高层方形木构佛塔遗存，属于最高等级的皇家大寺。

文献记载，北齐皇家佛寺大庄严寺、大总持寺都位于邺城东南方位。北齐武成帝高湛即位后，天灾人祸不断，他自己频频做噩梦，于是大兴佛寺，请僧人讲经，避邪祈吉。《北齐书》卷七记载：“五月壬午，诏以城南双堂闰位之苑，回造大总持寺。”

“大总持寺所在的‘城南双堂’，即南有明堂、北有仰观堂的地方。”多年从事邺城考古的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副研究员郭济桥说，“以近些年考古出土实物和文献资料相互印证，可判断2002年考古发掘的佛寺即为北齐皇家佛寺大总持寺。”

“核桃园一号建筑基址是北齐皇家大寺佛塔塔基遗迹，加上距离赵觊墓最近，以墓志资料作为参考，基本可确认属于邺城北齐大庄严寺佛塔。”何利群说。

至此，两座神秘寺院终于揭开面纱，它们就是北齐时期有名的皇家佛寺大总持寺和大庄严寺。

大庄严寺：

牵出一段皇室生死纠葛

何利群介绍，邺城大总持寺与洛阳永宁寺、长安大兴善寺规模相近，地位相当。而大庄严寺作为北齐的皇家佛寺，在邺城佛教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确认大庄严寺这一邺城重要的标志性建筑位置，对于邺城平面布局的研究，了解北朝晚期建筑技术、佛教瘗埋制度，以及探讨核桃园建筑基址群和邺城南郊宗教礼制建筑群的分布具有重要意义。

据史书记载，大庄严寺原来是清河郡王高岳的府邸，隐藏着一段皇室生死纠葛。

《北史》卷五十一记载：高归彦密奏高岳“造城南大宅，僭拟为永巷，但无阙耳”。高洋“使高归彦就宅赐以鸩”。天保九年（558年）十二月，“敕以城南宅为庄严寺”。

北齐宗室名将高岳是北齐高祖高欢的族弟，智勇双全，跟随高欢南征北讨，威名显赫，封为清河郡王。但他生性奢侈，喜好酒色，家中歌姬舞女、钟鼓器乐冠绝诸王。起初，高岳奉高欢之命，抚养族弟高归彦，对其非常刻薄，高归彦因此怀恨在心。后来，高归彦担任领军大将军，深受文宣帝高洋宠信，便暗中搜集高岳的罪状。

高归彦向高洋密奏：高岳在邺城南建造新的府邸，华丽程度可与皇宫媲美，文宣帝高洋派高归彦到高岳府邸，用毒酒赐死了高岳，并抄没高岳这座新宅入官。

《北齐书·文宣帝纪》记载：天保九年十二月，“起大庄严寺”。即天保九年十二月，高洋下令将高岳城南大宅建为皇家大庄严寺。

舍利石函：

98件器物揭示埋葬礼仪

通过对比，考古专家发现，核桃园一号建筑基址与2002年发掘的赵彭城北朝佛寺塔基极为相似。

“赵彭城北朝佛寺塔基下面的夯土中曾发现砖函，当时判断为存放舍利或佛教圣物之地，可惜不知何因，函内已空无一物。当时就感觉这个遗址应该也有类似的构造。后来果然有了惊人的发现。”邺城考古队专家介绍。

在距离大庄严寺塔基基础中心夯土面以下2.3米，基槽内最后一层卵石层的中心，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个与舍利瘗埋有关的近方形的石函，石函的四角外侧分别摆放一个青釉小罐，南面偏东处还有一个较大的青釉罐，罐内置放各类珠饰。

石函为青石质，略呈正方体，由函盖和函身两部分组成，长42.5至44厘米、宽36至38厘米。石函通体较为粗糙，未经打磨，保留了凿刻痕迹，在函身边缘四角刻有字迹。

石函内包含物种繁多，其中主要以大量腐朽的有机质物品为主，还有各种坠饰、圆形和椭圆形石饰、铜钱、铜饰件及玻璃器残片、钟乳石残段等，其中保存较好的一件长颈玻璃瓶中还残存有水银。

“舍利石函内放置物品类别多与佛经中的七宝有关，而长颈玻璃小瓶可能属于舍利瓶，小瓶中所盛水银可以理解为舍利的替代物。”何利群介绍。

出土石函保存完好，包括相对完整器物98件，另有玻璃残片等。石函内的“宝贝”让人大开眼界。中部穿孔的玛瑙珠有圆形、椭圆形和棱锥形，颜色分为橘红色、橘黄色。透明的白玉髓环透着漂亮的层状纹理，乳白色圆形的玉髓珠和无色透明的水晶球饰光彩夺目，还有琥珀珠、玻璃珠、铜簪等等。

何利群讲述，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佛塔埋藏的舍利容器，是北魏太和五年(481年)定州佛塔塔基中的舍利石函。但遗憾的是，在1964年的抢救清理中没有确定该石函与夯土塔基的位置关系。

另外，北魏洛阳城永宁寺塔基也曾被怀疑为地宫或瘗埋残迹。但塔基西侧有一横穴式盗洞，盗洞直抵夯土塔基中心部位。考古工作者清理到两米深仍未到底，因地下水位原因而放弃。

而赵彭城北朝佛寺塔基的发掘，发现在中央塔刹柱础石下面的夯土中筑有正方体砖函，因早年被盗，函内已空无一物。

“此次发掘的核桃园一号建筑基址，明确显示出在方形木塔基础的施工过程中，石函、青釉罐、铜钱等遗物是十分重要的营造环节，且出土的石函等未被破坏，考古专家获得了完整的实物资料。”邺城考古队专家表示。

大庄严寺塔基是以石函为核心举行埋藏活动，这与位于遗迹西约600米的赵彭城北朝佛寺塔基中发现的砌筑砖函埋藏圣物的方式不同，而与定州北魏塔基夯土中出土的太和五年舍利容器相似。大庄严寺塔基出土的舍利石函，不仅反映了方形木塔基础部分建筑程序与埋葬礼仪之间的关系，其中的遗物也是研究中国早期佛塔瘗埋制度的珍贵资料。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邺城考古队提供